杨本芬是一位“文学新人”，以 80 岁的年纪跃入文坛，在 4 平米的厨房里笔耕不辍，完成了以母亲的一生为原型的小说《秋园》后，又相继出版了《浮木》和《我本芬芳》，用浓缩了时间的笔触，书写着一个女性近一个世纪的隐痛、创伤和坚韧。
与芭蕾舞携手相伴 40 年，谭元元从未间断过对于身体的雕琢，舞姿是她的荣誉，更是她叩开世界之门的声响，当东方面孔站上西方顶尖的艺术舞台，芭蕾舞拥有 了更深刻的东方叙事，一种传承经典和展现当代的东方舞台美学，正在推动中国芭蕾舞走向全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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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对于一生事业的勤勉，由时间作证。
在 5 月 24 日由栩栩华生主办的第二 届时尚文化大赏颁奖典礼上，以她们为代表的一群与时间“交手”的人，经由栩栩华生旗下媒体的推荐，获得了“业精于勤成就单元”的致敬。
他们也许汗流浃背，也许已然在山顶看过一轮⻛景，但无一例外的，他们乐在其中。他们的存在，就是对某些功利性答案的否定，人可以因为不重要的理由，奉献自己的全部生命，也可以在炽热的奉献中，为“不重要”赋予意义。
自 2017 年初创立至今，栩栩华生内容集团始终致力于提供领先的文化体验和服务，“时尚文化大赏”作为栩栩华生最受瞩目的年度活动，每年把目光投向不同领域，挑选最具代表性的年度人物与事件，连结文化的当下与未来。
在首届时尚文化大赏结束后的两年里，栩栩华生在 1600 多篇深度报道、上百万字的访谈记录，以及 150 多场文化论坛、学术交流、展览策划中，看到了这个时代里有些被忽视、但又不可缺少的气象，在“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等词汇被频繁提及的今天，勤勉这一品质值得被再次强调。
于是，“业精于勤”被定立为第二届时尚文化大赏的主题。
“业精于勤”四字，出自韩愈的《进学解》，本意是劝诫莘莘学子，学业的精进离不开勤勉，在当下，它的意义获得了极大的丰富。“业”，不止是学业，更囊括了各个领域、各种研究和实践方向，是专业、是术业，而“业精于勤”，或许可以概括成，专业度是衡量一位从业者的真正标尺，而勤奋的耕耘，是让专业度不断提升的真正基础。
“精”，不在于辞藻的堆砌，“勤”，则在于每一分秒的累积。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馆⻓乔志兵，在本届时尚文化大赏上荣膺“艺术实践大奖”，自 2006 年开始涉足当代艺术收藏，他先后创办了乔空间和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将独到的审美志趣注入广泛的公共空间中，亲力亲为，引领着美术馆在时代洪流中稳步向前。
有人将乔志兵奉为“劳模”，忙碌的时候，一个月里他会出现在十几个不同的城市，寻觅当代艺术的每一丝踪迹。
艺术为什么重要？它试图回答的是人类除“生存”之外的问题，向我们阐释着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联通美、真理和物质世界。
“年度先行者”的获奖者，平面设计师、立入禁止工作室创始人刘治治，在 20 年的平面设计生涯中，让先锋性一步步渗透至日常，不仅证明了设计可以改变生活，也为中国在平面设计领域的话语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真才实学，持之以恒”，锻造了每个行业的中流砥柱，是他们的脚踏实地，具体地推动着行业的不断进步。他们的执著、坚持和热情，造就了“信念”的具体化身，有的人做到了无可替代，有的人打破了陈旧的框架，有的人为人类的未来做出铺垫……他们也许仅仅走了一小步，但这一小步，不会在时代的摆荡中消失。
“年度社会责任”在时尚文化大赏颁奖礼当晚，交到了两位在各自的使命和目标中坚持推进的女性手中，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并非激情而是持存的理想主义。
艺术家、少儿美育专家何韵兰用近 90 年的人生历练为她的美育实践奠定了底色，如今 87 岁高龄的她，仍活跃于艺术教育一线，乡村少儿美育在她手中，被还原成最大程度上尊重少儿的率真，让童年回归童年。
中国水下记录开拓者、全球鲨⻥记录保育践行人周芳，在水下的中国沉浮了十余年，中华水下掩埋的文明，在她拍摄的纪录片中徐徐展开。她冷静而绚烂的表达方式，唤醒了一代人对海洋存续议题的重视。
就在初夏北京雁柏山庄的湖光山色间，栩栩华生通过集结“业精于勤”的这群人，完成了一场历史与未来的对话，在不断更新的文化场域中标记出了某一些恒久不变的定律。 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也许能看到，我们的行动和选择，终将在未来催生出文化的新方向。
何为业精于勤？在他们的领域，勤勉、持之以恒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和其中几位嘉宾进行了一番交谈——
《WSJ.》：我们知道您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致力于儿童美育，那么您从事这份事业有多长时间了？您最近这一年主要忙于关心哪些事呢？
何韵兰 ： 从 2001 年在中国美协少儿艺术委员会任职主任开始，然后到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担任专家委员及后来对具体美育项目，观念推广的关注和支持，差不多已经有 20 多年了。
目前限于年龄和精力，主要只能起大绿叶的作用，会鼓励年轻人坚持这个事业，少量承担纯公益的国内外美育和比赛项目的顾问工作，自己也撰文支持正面理念在媒体的宣传。在一次艺术如何持续发展的国际论坛上，我发言的三分之二是谈美育的重要，要求艺术家眼睛向下看，效果也意外的受重视。此外，去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央美院联合发起为希望小学制作美育课件的提议，我很支持，在其中承担的课程叫“多元化评价对乡村美育的重要性”。以后我要回到自己的创作。但所有的感受都会转为动力丰美自己的人生。
《WSJ.》：在飞速变化的时代，专注、持久变成很稀缺的价值，您认为在艺术和美育领域中，为什么需要这些价值？
何韵兰 ： 我是真心喜欢艺术，不是说为了谋生或者为了功名，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可能被放下的。也是因为喜欢，我会有好奇心，不停探索和钻研，不会有觉得够用了的那种态度。
少儿美育，一个未来工程，参与这个工程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某种“理想主义”，需要我们对于未来有持续的理想。而未来事业一定会跟当下的一些东西有矛盾的，比如说当下少儿美育在认识和践行中还有很多认识误区和功利诱惑，有些家长也是被裹挟着盲目跟风。当少儿美育工作者破除跟风，用新的美育理念来引导公众，需要坚持和逆水行舟的定力，这就是专注和持久所带来的价值。
《WSJ.》：在您这么多年的实践中，您认为人们对于儿童美育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何韵兰 ： 在中国关于美育的认识还很不全面，比如以为美术可代替美育，另外或者说是功利性的误解，认为孩子在美术上获得好成就会成为艺术家。
而在乡村，可能误解更严重，那里的孩子条件有限，缺少老师来引导，用简笔画画出个形状，可能就觉得，这就是美术教育了。其实这些孩子是在自然里边长大，他们本身应该自信，因为自然就是他们最好的老师，但是没有人去告诉他们这件事。
所以我会强调多元评价，反对用标准答案进行美术教育。能拿起画笔，就值得鼓励，要帮助孩子从他们个性的创作里找到各自的潜能。美育是各美其美的，应该要尊重孩子的天性，音乐、体育也是一样，尊重才能带来自信。
《WSJ.》：您自己怎么理解“业精于勤”？一个人怎么样拥有、训练“业精于勤”的品质？
何韵兰 ： 到我现在的年纪，常常会觉得生命特别的短暂，特别的脆弱，也因此特别的宝贵，特别是这次疫情，让大家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在这么短暂的人生里，能不能在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这就取决于你对自己的要求。
对于你自己喜欢的、能够去做的事情，都不付出心力的话，对人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而且喜欢的激情是暂时的，你依然需要不断为这份激情增加动力、增加能量，才能把喜欢变成擅长。
我依然还在跟很多年轻人学习，向一线的老师学习，这样我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比较丰满，到最后走的时候，也就不负此生了。
《WSJ.》：这一次获奖有什么感受？
何韵兰 ： 第一是很意外；第二说实话，我本来对领奖这件事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不是我做事的目的。但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栩栩华生是充满生气的地方，有那么多年轻人在一起，从事他们富有激情的事业，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我觉得看到了希望。
《WSJ.》：今年，您是否看到儿童美育领域有什么新的希望？
何韵兰 ： 从我们国家整体情况来说，少儿美育目前还存在很多误区，我们的美育仅仅是刚刚开始，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但是我能够看到很多人的加入和坚持，像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蒲公英行动已经坚持了 20 年，现在还在继续，很多一线教师无私投入让美育的火种不断地散播。还有很多年轻的志愿者，包括正在攻读硕士、博士的学生，或是像首师大、央美的青年教师，他们都在亲身参与中国的美育事业，从这点看我还是充满希望的。
《WSJ.》：在你看来，平面设计在今天是面向谁的？一份设计及其背后的设计师如何面对当下的网络评论环境？
刘治治 ：可能在五年十年以前，平面设计每一次的无论是载体的转变，还是受众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以 10 年为一个跨度单位的，但是由于现在这个时代变化特别快，关于平面设计的改变周期，越来越缩短了。
在 2015 年到 2025 年这个周期里，受众变得更加朴实、更加普遍，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开始消费平面设计，平面设计已经开始参与越来越多元的人群的消费决策。
至于公共舆论环境，我觉得每当一个很专业的东西泛化到非专业领域里的时候，就会引发很多的话语和意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还是希望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我们的评论空间能够再扩大一些。
《WSJ.》：平面设计是一个非常需要在“暗处”修行的行业，你会如何评价专注、持久的品质在你所处的领域里的价值？
刘治治 ： 做设计或者是做艺术的成就，很多时候到最后看的，其实还是你是不是坚持下来了。很多人可能中途开了个小差，去一些公司做了一些挣快钱的工作，做了一些容易的选择，但设计的能力是很容易被消耗掉的，当你做了太多远离真正的设计的工作，你的能力、甚至你的名字，都会被吞噬掉。
另外一点，平面设计这个行业没法离开甲乙方，离开沟通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来来回回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摩擦，但是我的坚持就在于，不太会因为对方一些“奇怪”的要求，就拒绝沟通，但凡有能沟通的余地，我都会坚持做下去，并且要用设计的方法和我认为合适的视觉语言来输出，用结果去说服他们。
设计不就是一种博弈？在坚持里你其实能获得很多博弈带来的乐趣。
《WSJ.》：你自己怎么理解“业精于勤”？
刘治治 ： 第一是人要开放，“精”并不是说要特别封闭住自己，而是用自己专业的方法和视角，来接触世界，理解世界。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思考，“勤”应该是勤于思考，并不是说你一天做 300 个设计，就是勤奋了，设计能力的“精”与数量没有什么正比关系。
《WSJ.》：获奖的感受如何？
刘治治 ： 平面设计其实是一个挺幕后的工作，它的设计结果不像时装设计、建筑设计那样有一个特别独立的成果，能够进入到商业循环里去验证它的价值。所以我的工作能被看到和认可，我还是觉得很快乐的。
《WSJ.》：今年过半，你是否感受到平面设计领域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亮点？
刘治治 ： 近几年因为智能手机的快速迭代，运算能力越来越强，平面设计的媒介载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报纸杂志这样的物理媒介影响力变弱了，大部分人的视觉经验都是从手机上获得的。
虽然平面设计的方法论中心还是一样的，但媒介更新之后，人们需要更直接的视觉刺激。首先在排版上，文字的出现更加直接，去装饰化、去细节化，直角的文字会被更多人接受，因为在屏幕的尺寸下，这样的文字是最容易被看清的；颜色的使用上也有变化，因为屏幕相比纸张能呈现更丰富的色彩，所以在平面设计中对于颜色的想象变得更加广阔；在形态上，动态的视觉越来越被认可，比如说动态的海报、邀请函，更容易吸引大众的关注。
《WSJ.》：作为油罐艺术中心的创始人、最有影响力的藏家之一，你最近这一年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乔志兵 ：我们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展览，这项工作要求我们用优美的感官，对围绕我们的世界提出一些深刻和当代的思考。
4 月底我们在油罐艺术中心刚开了一个陈天灼的个展“山水”，因为艺术家本人是从事表演的，整个策展做得很有剧场感，是以“尘埃 ” 与“海笼 ” 两条作品线索展开，提出了跨物种、跨生命的纠缠，描绘人内化于自然的另类关系。
另外一个展览主题是“不疑之地 ” ，由我们“油罐策展人奖”评选出的四位策展人共同策展，展览呈现来自丹麦、奥地利、德国、阿根廷、英国、印度、荷兰和中国（等国家）的 8 位艺术家的代表作品，而且所有参与的策展人和艺术家都是女性。
《WSJ.》：对你来说，收藏当代艺术在今天、在未来意味着什么？
乔志兵 ： 收藏其实是一个是我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要了解世界，任何时候开始都可以，但同时你必须一直与世界保持联系。我们过去两年没有怎么出去看，就有点落伍了的感觉。
《WSJ.》：在飞速变化的时代，如何保持对于艺术、对于收藏的专注和坚持？
乔志兵 ： 我在行业里所看到的有成就的人，都是很勤奋。之前也有朋友给我起外号，叫我“劳模”，因为我可能每个月都出去看艺术，在每个城市一天也要安排十几件事情，推动我去做这些事情的动力还是对艺术的好奇心，还有不断学习的愿望。
《WSJ.》：你怎么理解“业精于勤”？
乔志兵 ： 这首先是对艺术工作的高标准要求。让你对展览、对工作精益求精。希望呈现的更好，所以会勤奋的工作。
《WSJ.》：获奖的感受如何？
乔志兵 ： 对我来说肯定是一种鼓励，我们这些年确实一直有在费心、费力、费钱地策划了很多展览，虽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去争某个比赛的奖项，但是被更多的人看到，被专业的人士认可，还是很受鼓舞的。
《WSJ.》：今年过半，你是否感受到当代艺术领域有哪些新的希望？
乔志兵 ： 油罐在上海嘛，我们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上海的艺术展览在恢复，有越来越多的展品进来，也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到展馆欣赏艺术作品。此外也有更多的商业品牌，愿意跟当代艺术家合作，来呈现一些创意。艺术就是最大的希望。
《WSJ.》：作为舞蹈艺术家，你最近这一年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谭元元 ：这一年我非常有幸能够圆一个梦，就是作为艺术总监，创意制作了舞剧《白蛇》。我们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华人艺术家，通过芭蕾与中国舞、现代舞、武术等元素的融合，加以多媒体影像的运用，呈现了一部江南风格的东方美学之作。
这部舞剧在去年 11 月份已经演出了 1.0 的版本，我希望今年能够继续精进，有 2.0 版本的出现，11 月份再次在上海演出。
《WSJ.》：在你看来，芭蕾艺术在当下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在用舞蹈讲述中国故事这件事上，你作为创作者在做哪些事情？
谭元元 ： 我觉得芭蕾艺术现在正面临最好的发展的机会。无论是国家的总实力，还是观众的培育，比起我30多年前入行之初，都有了跨越式的提升，为芭蕾精品的推出提供了关键的投入支持和信心保障。
对我自己以及所有的创作者而言，最为重要的工作是持续探索如何将芭蕾这一个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与东方文化精神进行对话，探索两者在今天结合的可能性，让中国乃至世界的观众都接受和喜爱。
《WSJ.》：在飞速变化的时代，专注、持久变成很稀缺的价值，也几乎成为一种不可能的能力，你认为在你所处的领域里，为什么需要这些价值？
谭元元 ： 我觉得舞蹈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我们就是修行者、苦行僧；另外一方面，不光是身体上，舞蹈也是心灵上的一种修行，一个舞者的生涯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入行、晋级，排演新的作品，乃至转型，无论顺境或者是逆境，都需要专注与持久的内心力量来拓宽格局，然后不断地经历、不断地成长，不断沉淀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我觉得自己喜欢自己的模样非常重要，只有自己觉得做得开心，才能够感染别人，从而也让自己的艺术生涯更加延长。
《WSJ.》：您自己怎么理解“业精于勤”？
谭元元 ： 在学芭蕾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句话：一日不练，自己知道；两日不练，老师知道；三日不练，观众都知道。所以我觉得业精于勤，唯有自律。
像昨天我晚上刚到北京，今天早上在试妆之前我还是有拉筋，也有做一些腹肌和稳定性的训练，我觉得就像每天吃饭睡觉一样，训练就是我身体里边的一部分。
《WSJ.》：来到这个场合有怎样的感受？
谭元元 ： 感受是要感谢我所处的大舞台，让我有机会呈现舞蹈、呈现芭蕾的美好，更有机会汲取中华文明的滋养，呈现一个华人艺术家的初心与创意。
《WSJ.》：今年过半，您是否感受到舞蹈或舞台艺术领域有哪些新的变化？
谭元元 ： 现在全国的剧院都在复苏，很多音乐剧、舞剧我听说都是一票难求。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而且我能够感觉到舞剧在中国的关注度更加高了，作品的题材也更加丰富了，也有更多的艺术大咖和跨界人士参与其中。
其实只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中国的舞剧就有更多的故事可以书写。
《WSJ.》：成为写作者，最大收获来自哪里？你最近忙于哪些事务？
杨本芬 ：最大收获在于我把自己经历的生活写下来了，把情感表达出来了。我让妈妈留在了文字中，她再也不是白白来到世界上一趟。我自己也不再是白白来到世界上一趟，我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故事还被那么多人听到了，这是非常让人激动的事情。
我依然在继续写作。自从出版“女性三部曲”以后，我的眼睛打开了，更容易看到女性的真实处境，同时我身上好像有了一种磁力，会吸引一些女性找到我，向我讲起她们一生的遭际，希望我能写下来。今年我在《广州文艺》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湘君》和《冬莲的婚姻》，都是关于女性生活的。最近我一直在写一个饱受家暴之苦的女子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愤怒的故事，让人看到人性当中黑暗扭曲的部分。
《WSJ.》：80 岁开始写书，每年出一本，这对当今很多年轻人来说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在做出写书这个决定时，你思考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杨本芬 ： 虽然是每年出一本，但三本书都是十几年前就基本上写好了，只不过以前没有出版机会。“做出写书这个决定”，并没有什么郑重其事的决定，就是在某个当口，读到一篇文章《江上的母亲》，被深深打动，想到我也有个妈妈，我也可以写写我自己的母亲，就这样开始了。我喜欢写，不觉得写东西是件苦差事，写完母亲的故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我把乡里乡亲的故事写了一遍，把左邻右舍的故事写了一遍，把婚姻的故事写了一遍，哪怕没有地方出版，贴在网上有人看我就很高兴了。没有思考太多，仅仅是想把经过的事遇到的人写下来，一吐为快。
《WSJ.》：你是怎么理解“业精于勤”这个词的？一个人怎么样拥有、训练“业精于勤”的品质？
杨本芬 ： 我很喜欢这个主题，因为我自己是个努力的人。我这一辈子都很努力，好像从来没有放松下来过。谢谢你们把这个奖项颁给我，我也觉得这个主题跟我很合拍。
怎样拥有和训练这种品质，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去做，直到现在 80 多岁，我依然在学习，在写东西。
《WSJ.》：来到这个场合、获奖的感受？
杨本芬 ： 非常开心。我原本是根小草，你们把我当成大树。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奖项，这是很高的荣誉，我很珍惜。
《WSJ.》：今年，你是否感受到哪些新的希望？
杨本芬 ： 这次来北京，会去协和医院看我的腿。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找到医生，帮我解除腿的疼痛。
《WSJ.》：你心目中还有什么样最想完成的写作计划？
杨本芬 ： 我有两个正在写但没有完成的作品，一个是前面说的那位承受家暴不幸女子的故事，她希望我能写出她的故事；另一个是我年轻时下放在一个乡村，那个乡村人家的故事，里面有一些很奇特的东西，我想完成它。
《WSJ.》：作为中国水下记录的开拓者和持续的耕耘者，你最近这一年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周芳 ：今年工作中心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我正在做的《水下中国》第二季，今年十一前后要上线，现在在拍摄的收尾以及后期阶段。
另外一个是我今年做了一部纪录电影，是根据我个人写的书籍《我的鲨鱼朋友》改编的，叫《追鲨鱼的女孩》，记录我这 10 来年追鲨鱼的经历，也算是给个人的成长做一个总结。
目前这部纪录片已经制作好了，在等国家电影局的龙标。之后希望能借助这部影片，让大众对鲨鱼这个物种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关注它们的生存境况。
《WSJ.》：在飞速变化的时代，专注、持久变成很稀缺的价值，也几乎成为一种不可能的能力，你认为在你所处的领域里，为什么需要这些价值？
周芳 ： 对于我们做水下拍摄来说，没有拍到的概率比拍到的概率要大很多，可能 10 次里能拍到 6 次就已经很幸运了，这就是大自然。
但是你可能只需要坚持多拍一次，多等待一个晚上，多在这个行业里坚持一年，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WSJ.》：你自己怎么理解“业精于勤”？一个人怎么样拥有、训练“业精于勤”的品质？
周芳 ： 自然影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会有很多的不可计划性，对一个人的持久性要求更高。你没有办法控制海洋，所以你也很难去制定按部就班的计划，每一个阶段的拍摄都是非常不可控的。
所以在这个行业十几年的成长过程中，我特别体会到自己的耐心、持久力比以前要强了许多，这其实就是在大海里磨砺出来的。
在从事水下记录之前，我在投行工作，我对事情的要求都是要卡住每一个时间点、卡住每一个位置，不要有变化，但在和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对时间有了新的理解，我们的等待并不是一种时间上的消耗，而是为了更好的收获。
《WSJ.》：今年过半，你是否感受到海洋保护领域出现了新的希望？
周芳 ： 虽然说我们一直在宣传要保护海洋，但实际上在我拍摄水下影像的 7 年的时间里，海底的环境状况还是一直在恶化的，无论是水质、珊瑚礁的生态，还是海底垃圾的情况，都并没有变好。
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挺可悲的事情，也是为什么在制作《水下中国》第二季的时候，我会在自然、人文、历史这么多的选题当中，选择了最难做的自然生物，因为我觉得这是最迫在眉睫的，而且越拍越觉得时间紧迫。
在拍摄《水下中国》第二季的这 4 年当中，我们记录了中国最后一只野生中华鲟的生活。现在它已经被救助到了北京海洋馆。但是，在我们和长江所一起做的中华鲟长江巡护中，已经连续两年没有看到从大海洄游的中华鲟了——也就是说它在野外已经绝迹了。去年 5 月份，国家也正式宣布长江白鲟的灭绝。
这些都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记录的过程中。自然生物正在以比我们想象中更快的速度，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所以说对于现在海洋保护，我并没有那么乐观，可以说并没有看到具体的希望吧。
《WSJ.》：作为北大考古青年教师，能否描述一下你的工作？
张剑葳 ：大学老师主要是教学与科研，我教古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十门课，包括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课，还包括田野实习。我们考古学科有时长四个月的专门田野实习，把汗水挥洒在祖国大地上。
《WSJ.》：古建筑在今天备受关注，也吸引了年轻人的太多热情，你怎么理解这种关注与热情？
张剑葳 ： 古建筑是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凝聚了古人很多的智慧和思想，有些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应当成为年轻人精神养分的来源，以及精神消费的产品。年轻人关注多，相信也会对古建筑价值传播和利用带来新鲜血液。
《WSJ.》：在飞速变化的时代，专注、持久变成很稀缺的价值，也几乎成为一种不可能的能力，你认为在你所处的领域里，为什么需要这些价值？
张剑葳 ： 任何事想做到精深，一定都需要专注和坚持。大学青年老师现在最大的压力是职称考评，“非升即走”涉及去留。而且常常会有多线程的工作要求：教学、科研、校务服务、社会咨询等等，还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些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专注力和坚持力，那不仅事情做不好，很有可能心态就先崩了。
《WSJ.》：你自己怎么理解“业精于勤”？
张剑葳 ： 勤能补拙。我自认为智商中等，尤其在北大这样大神汇集的地方，如果再不勤奋点，那就很难有所成。但我觉得求精更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境界。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画图与写作都要不断打磨。包括论文也是，我会反复读我写的句子。
《WSJ.》：在具体的工作中，你是如何还原古建筑之美的？
张剑葳 ： 还原，这个词用的有点意思。有些古建筑的美和价值确实会在历史长河中被淹没。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寻找，用考古学方法去挖掘和探索那些被掩盖的价值和美。所以我常常走到田野里，在旅程中寻找。就像营造学社的学者们一样，拍照、测量、画图，写报告，被古建筑之美所感动时，也会画一些建筑速写。现在我们数字化技术用的多了，三维扫描技术很快就能把一座建筑扫描记录下来，但有时候美感和信息反而被冗余的表面信息给掩盖了，需要用一些传统手工技术去拨云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