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一遍。之前文章分类一直是“生活”改不掉，也添加不了标签。果然还是得重新发。
(资料图)
翻译一篇文章。作者谈及了几个话题，总体的论述和几个点我个人都非常赞同，作者指出了江户时代为民族意识的发展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非日本人写的日文读起来有特有的拗口感，文章不难读但难翻译。文章我没有逐字逐句翻译，并且全文渣翻，缩略了很多语句，我还把作者最后一段整合到了前面一个部分。因为我认为这样文章整体更紧密，原文写的太过于散漫。
原文名为：江戸時代の一般民衆の国家空間意識の形成における「旅」の役割。作者：ゴッタルド マルコ（懒得翻译成原名了）。
“江户时代的民族主义”这个话题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困惑。首先，我的研究主要涉及被称为“富士信仰”的江户时代的民间宗教活动。富士山确实在日本的地图中会被描绘成一种中心，但是富士信仰相关的文本和图像都无法展现出明确的民族主义。当然，富士山被美称为“三国第一山”。从富士缘起和相关文献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是“国际性”的（三国指天竺、震旦、本朝/日本），倒不如说需叙述的中心都放在日本地区。因此，富士信仰中对于“富士山”是世界中心的说法，比起须弥山而言可能更接近蓬莱山。也就是说，比起作为支撑世界之柱的大山，富士的形象更接近“不死之人们的世界”。另外，这个时期在日本制作、普及的历法中，顶部所用的图像，一般不是富士山而是须弥山。比如1842年版的《天保新选永代大杂书万历大成》。须弥山在此作为日本的、天竺色彩的、佛教象征的、原理性的世界中心。
支撑整个宇宙观的就是佛教的框架，这是江户时代地图通行的世界地图的绘制原则。比如1710年的《南瞻部洲万国掌菓之图》，这个地图的原型是1364年源春房重的《五天竺之图》，该地图主要描绘了须弥山南部的阎浮提。相似的图像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即749年东大寺大佛台座上的图案。与后两者相比较，《南瞻部洲万国掌菓之图》中日本的地理形状描绘比较正确，不过对照大陆而言地理面积比实际增大了许多。即便如此，这也体现了最基本的一点：日本位于图像也就是世界的边缘。
18世纪初期，日本出现了其他世界地图。这些地图是所谓的“兰学”的物件，在地理描绘上比起佛教地图相对正确。1645年的《万国总图》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例子。我此处要关心的倒不是地理学上的正确性，而是需要关注那些包含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的地图。那些带有象征性的地图，它们的基准总是须弥山世界观。它们描绘了附属于阎浮提的日本，这是一种佛教的世界观。“将富士作为宇宙中心支柱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可能性在富士信仰中仅部分成立。对于这些以大陆地作为世界中心的地图，它们在江户时代体现出了一种对更广的区域范围的接受的观念。
让我对江户时代民族主义感到困惑的第二个点是，被称之为“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主要是指江户时代一部分国学者的活动，并且其与之后的明治维新有密切关系。明治时代的民族主义的一个例子，比如1881年日本东北、北海道的天皇巡幸。在这个场合有西洋式的军队制服、乘驾、天皇旗帜，以及最重要的，被组织起来的巡游队伍两旁的观看者们。江户时代的国家空间意识的扩大的过程中，其基础仍然是地区文化和习俗的多样性，这种空间意识背后是多元的。而明治时代，比如天皇巡幸中的个体、仪式、场所均是均质化的：接受了统一的思想，安排了统一制度下的人员，采用了被要求的服装和仪式。明治维新之后的旅行活动，是在国家意识成型之后的活动。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没有这种程度的民族主义，但在江户民间层次，民间的“国家空间意识”的扩大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进一步说，作为国家空间意识的基础要素，也就是各种层面上的“旅行”的功能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江户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人的移动进行了规则化。1630年以来，德川幕府从两个方向控制了人们的移动。第一是名为参勤交代的制度促使日本国内的人员向江户城移动。由于参勤交代制度，日本各地的人员向将军的所在之处聚集，之后导致了出现一套与之相关的交通道路体系。五街道（东海、甲州、中山、日光、奥州）作为主要的交通网络，为了服务于旅行，相关的交通设施和住宿设施都陆续发展起来。这种交通条件本是为了大名的队伍而建造的，但是完成之后也为庶民们的旅行提供了条件。在17世纪参勤交代制度和相关的交通体系构建完成之前，日本内部的旅行非常困难也非常少见。过去旅行总是一部分役人、宗教人员和贵族们的活动。在此之前，旅行无法成为一种“大众活动”。其次，还需要考虑到控制交通的象征性意义。五街道是从江户城出发开始建设的，因此这个系统中江户城就是日本交通运输的中心。另外，五街道各自与江户城的护城河交界处都设置了神社。这几个神社全部都祭祀怨灵平将门。平将门在939年于关东发起叛乱，他被杀死后，他的头被埋作首冢得到祭祀。在江户开幕时，平将门的怨灵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被委任与高僧天海处理。天海的方案就是在江户城主要的桥、门处设置神社以祭祀平将门的身体、铠甲，以祭祀换取其对江户城与旅行者的保护。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神社是供奉首冢的神社和供奉平将门的第一神社神田明神。两神社的分别位于江户城北、东北，这样的方位和设置是从阴阳道和佛教角度考虑的。这种做法最初见于朝廷。对于古代日本贵族而言非常重要的就是“方忌”与“方违”思想，阴阳道的做法就是在方位上设置相关的阴阳道神灵。
旅行、移动的方位概念在古代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幕府在方位上配祀强大的军事人员的灵以拱卫作为中心的幕府。方位神中原本作为强大的军人灵的是大将军，这里被平将门代替了。而大将军又与妙见菩萨被视为同体，妙见菩萨是佛教概念中的北极星的化身。北极星即大熊座的七星总是被视为天空的中心，而大将军同样有7位从属的军神从者，它们一同被称为八将军。有意思的是，平将门的诸多故事中就有“七人影武者”，平将门找了6个长得和他一模一样的人一同造反。由此可以说，对于江户幕府而言，交通管理被赋予了类似古代宫廷祭祀一样的重要性。然后，继续考虑到天海为家康神化作为东照大权现祭祀与日光所进行的规划。日光的布局实际上是按照北极星设计的，因此被祭祀于此的德川家康变成了天空的中心，这对于江户城的德川家子孙而言也是如此，东照宫照耀着江户城。在这种空间构成的基础上，才是当时的国家空间分布。
江户幕府的移动控制是江户时代国家意识形成的基础之一。实际上，从旅行的角度来说，日本这个国的定义由此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这样的交通系统决定了可以到多远的地方，但是走无法离开一个更大的区域。同时又以参勤交代制度促进人们向一个中心移动。这种移动的规则化就是民众层面形成国家空间意识的重要基础。
移动限制倒不是国家空间观念形成唯一的基础。在和平的江户时代，庶民们确实可以平安地旅行。但是还有其他因素。江户时代中期，一般的庶民的旅行附带高识字率结合产生的结果就是丰富的民众旅行文学。比如描绘了东海道的宿场的作品《东海道中膝栗毛》。这些作品有观光手册的作用，记录了各个地点的距离等具体的数据，还有各地方的风景、习俗和方言。与旅行有关的印刷品将地方性的习俗和方言带出了地方，扩散至更大的范围。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如果拥有较高的识字率，那么通过阅读也能部分上达到旅行的效果。地方的习俗和方言，通过旅行这一故事被整合在一起。包含了丰富的地方多样性的国家空间在这种维度被构建出来。
不过，江户时代存在比上述的旅行文学更进一步的作品。比如，1763年平贺源内的《风流志道轩传》。主人公浅之进首先在日本国内旅行，之后前往了虾夷，再之后也是大量想象出来的海上国家：巨人国、小人国、胸膛有洞的人的国、脚很长的人的国，再然后去了荷兰和苏门答腊岛等实际存在的地点，然后又到了“女之岛”，这显然是以江户吉原为模板构想的，最后回到了江户浅草。这里面值得注意是日本与外国文化对比的部分。当然此时的日本与外界接触极少，因此这里的“外国”几乎都是幻想出来的内容。平贺源内在描绘这些在日本难以见到的外人组成的国家的同时，还利用了前述的《万国总图》的部分内容。而在“女之岛”的部分，又使用了佛教的阎浮提的世界地图。
在这样的语境下，“日本优越于他国”的民族主义式论调是可能存在的。因为这里的“不同”并不是《东海道中膝栗毛》中的情况，《东海道中膝栗毛》中喜多、弥次遇到的各种不同的人一定与他们有共同点。而浅之进遇到的各种“异人”则是一种极端化的产物。在平贺源内的笔下能够形成“非日本的”空间和“非日本的”特质，即便这些多是虚构的，但反之就是名为“日本”这一空间自身的理念的产生。
带有虚构性质的旅行文学的一种变体是18世纪以后的各种虚构地图。比如，1777年道蛇楼麻阿（朋诚堂喜三二）创作了“大月本国之图”。这里是把吉原按照《大日本国之图》这样的日本地图的布局进行设计，描绘成一系列岛屿，而其中岛屿的分隔则又参考了现实里吉原的道路划分。如此奇妙的设计又浑然一体。吉原成为一种民众的文化中心，其他一切地区则仅仅成为边缘。19世纪初期的晓钟成的《万客之全图》也是如此。这个名字是对《万国总图》的模仿，地图上充满了各种客人。而其中日本列岛则排列成“恋”字，每个岛都标示了游廓的种类。这种地图多少远离了“国家空间”的讨论范围，但是在江户时代末期的旅行介绍书中却是属于高人气的作品。因此，在旅行限制的情况下，这些作品仍旧体现了江户时代末期国家认识的扩大化。
最后一点，作为民间的国家空间认识的要素之一的宗教性旅行。虽然前述了许多旅行相关的话题，但实际上，江户时代一般庶民的旅行总是宗教目的驱使。比如四国地区的“遍路”、伊势参拜、富士巡礼，这些活动在江户时代后期极为盛行。以巡礼为目的的旅行，民众能够比较轻易地从当地的檀家寺过得离开地方的通行许可。由于巡礼如此有人气，所以在伊势巡礼和富士巡礼这样的场合我们可以发现宗教在近世国家空间观念塑造中的重要性。巡礼不仅是旅行前往神圣的场所，这种活动是将各种场所统合在以一国为单位的区域内的强大工具。
巡礼是从家朝着神圣的场所出发，沿着某一线路移动的行为。巡礼者在路上能够遭遇不同的习俗和文化，又因为人们抱有宗教动机，他们会接触到各地的神灵和修行形态。这也意味着，巡礼拥有将巡礼者统合的功能。当巡礼者回到家的时候，他会带着别处得到的护符、药物，以及各地的宗教故事、传说。离开家的人，通过旅行与其他地方结成了象征性的网络。由此，巡礼者接入了比起本地的网络而言更大的宗教网络。
宗教性的移动促进了国家空间意识的扩大。实际上，日本各地的信仰都有差别。巡礼者们离开了故乡，他们理应能发现自己的信仰的特征与其他人的特征，从而认识到其它的地区，将区域认识扩大到故乡以外。宗教移动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产生了江户时代某些“流行神”。某些地方神被以护符、图像等方式被人携带着。比如1855年安政大地震后鲶绘的流行、疱疮神信仰的流行等。在日本旅行的神明们，从地方的多样性逐渐变为单一的国的空间下的存在，这种变化与民众层面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另外，宗教性旅行者并不只会接触到巡礼者。实际上日本各地的通路上充满了各种宗教人员。比如为人祛除灾厄的“恶灵除”、虚无僧，鹿岛的被称为“事触”的演奏者，还有高野行人、愿人坊主、熊野比丘尼等。这些到处巡游的神官、尼、僧、阴阳师、山伏，他们歌唱、跳舞、奏乐、贩卖护符药物、占卜、提供咨询、进行佛教说教等。这些下级宗教人员整体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宗教网络，这种网络对江户时代的国家空间的构成无疑起到了作用。